Enews159 誰綁架了什麼來威脅高醫？一個歷史學習者對婦產部事件的反省

出自KMU e-News

當前修訂版本

高雄醫學大學e快報 第159期　 品德教育專題

誰綁架了什麼來威脅高醫？一個歷史學習者對婦產部事件的反省

性別研究所 王秀雲助理教授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附設醫院婦產部發生的事？有人說這是個別醫師的操守問題，有人說這是醫療倫理問題，也有人說這是法律問題，也有人說這是醫院管理問題，還有人說這是性別問題。一時之間，如此多的切入點讓我們陷入了一種混沌的狀態，每一個切入點都有些道理，但卻似乎都無法徹底解釋這件事情。就像是瞎子摸象一般，每個人都摸到了象，但是卻只能描繪大象的局部事實。

事實上，局部事實還是事實，假若我們可以將這些斷簡殘篇拼湊起來，我們至少可以對於此事有個較為深入的理解。讓我們從最表面的地方說起。有人在檢体上造假，而其背後動機涉及金錢。因此，這的確是個人醫師操守的問題，而又因此事涉及詐領健保及一般保險理賠等，所以當然也是個法律的問題。此外，將人體健康的器官切除，的確也違背了醫療倫理的精神。

但是這些都是僅止於某一個層次的理解，我們需要追問更根本的問題。這件事情如何成為可能？個別犯錯的醫師當然有問題，但是更重要的是此事件背後屬於文化社會深層的結構性因素：其一是醫療與商業邏輯的親密關係，其二是某些醫療操作(medical practice)歷史性的累積進而成為習以為常的事情。

古希臘的醫師蓋倫(Galen of Pergamum, 129-200)曾說過一句令人驚訝的話，「一個好的醫師一定要討厭錢。」或許大家會以為他是在說風涼話，因為蓋倫自己不愁吃不愁穿，當然可以妄下豪語。不過，如果我們知道蓋倫所處的時代中，醫療市場及醫師之間競爭的狀況，我們就不會冤枉蓋倫。蓋倫主張醫師必須以專業醫療的判斷作為最首要的原則，而非金錢利益，因為他深知金錢利益所可能帶來的問題。

回過頭來看我們所處的社會，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景象？當社會上普遍認為成為醫師就意味著豐厚的收入，當醫療成為商品，當健康與否也可以換算成金錢時（如商業保險公司的理賠辦法中所顯現的），而且我們每個人的價值也被以貨品或金錢的方式來衡量時，每個人都有意無意地成了會計，斤斤計較各種行動的成本與獲利，這些種種為我們的醫療種下了許多的風險因子，因為它已經讓許多人是非不分、本末倒置。簡而言之，錢（及其守門員們）才是我們真正的主人，雖然我們之中許多人或多或少都企圖抵抗如此的趨勢，但是不可否認的，這個趨勢的力道強大如洪水。或許，對於今天的台灣，蓋倫的話應該要修改成：「一個好的醫師不能被錢所綁架」，更能點出其中的問題。

固然這是個金錢至上的時代，但是假若沒有一些深植於醫療文化中的操作方式與慣性，事情的發展演變也不至於如此，子宮切除也沒有資格成為這件事情的要角。至少，我們很難想像一個醫師用切除男性生殖系統中的某一器官作為欺騙的方法。

因為種種歷史因素使然，包括婦產科對於女性身體的看法、手術技術的進步與盛行，病理檢查未能有效發揮調節的功能，及早期勞保的手術給付方式等等，子宮切除在台灣短短三、四十年之間，從早期處理疾病或是其它適應症的方式，變成相當自然而常見的一種手術，已經不再限於疾病或是緊急狀況的措施，包括許多「健康正常」的子宮。在美國子宮切除是僅次於剖腹產的第二常見手術，一點也不令人意外。自從1950年代末以來，西方醫界即建構一種「如果一個女人已經完成生育任務（如美國婦產科醫師Ralph C. Wright在婦產科學術期刊上的主張），子宮不但成為沒有用只會流血的器官，更有產生癌症的可能」的觀點。（這種功能觀點，大致上也相當程度地反應了我們今天衡量許多知識的方式。例如，學習歷史有什麼用？學電腦會計才有用，所以前者就是沒價值的，後者才有價值。如果大家願意將十歲以前的記憶都刪除，那麼我也可以同意學習歷史真是一點價值都沒有。）

在這樣的邏輯之下，子宮切除變成是醫學進步的象徵，因為它「免除」了女性懷孕與癌症的恐懼。如此看待女性的身體器官，是此一事件中相當關鍵的醫療性別問題。當然，就跟任何手術一樣，子宮切除並非必然有問題，重點在於醫療措施是否立基於充分而合理的考量。有人辯稱子宮切除並不會危害身體，但是如此的說法，並無法規避此項醫療行為的合理性問題。

瞭解了子宮切除的歷史之後，回過頭來看，楊志良署長稱「病患正常子宮以及卵巢割除」是「恥辱、可惡」，是相當諷刺的，當我們的醫療文化中普遍存有子宮無用論，且將每個子宮都視為癌症的嫌疑犯時，切除健康的子宮何恥之有？楊署長的牛刀看來只能殺小雞。我們不禁要懷疑，正因為這類切除健康的子宮的手術在台灣許多的醫療院所中並不罕見，使得平日許多醫師並不覺得這個行為本身是個了不起的錯誤。不幸的是，高醫的案例有其它附帶的客觀條件，遂逐漸累積成一個嚴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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