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ws240 招生面談應避免偏見

出自KMU e-News

在2014年3月12日 (三) 14:44所做的修訂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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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面談應避免偏見

醫學院 劉克明

　　每年三、四月是各大學校院招生面談的熱門時段，各學系皆全力投入試務工作，努力於規畫最適當的測驗辦法，以招收到最優秀的學生。2014年2月 20日筆者應成功大學醫學院邀請，演講 “面談委員的角色與面談情境”，在準備資料時，看到澳洲醫學雜誌 (MJA) 於2014年2月3日發行第200卷第二期，有一篇招生面談的文章 “醫學院選擇學生不採面談是與入學學生的性別偏愛有關 (Removing the interview for medical school selection is associated with gender bias among enrolled students”)，作者是澳洲 Queensland University Deputy Vice - Chancellor Dr. David Wilkinson 等人。該文章比較在2004-2008年，該校醫學系將面談定為招生時選擇學生的一個條件，招收到男生 891位，佔全體學生的51.4%，而在2009年取消面談後，從 2009-2012年，招收到 1134位男生，佔全體學生的57.7%，在統計上有顯著的差異。如果再進一步以當地高中畢業生入學者來看，面談取消之前後比較時，男生的比例由 50.9.0% 提高到 73.8% (2012年) 。面談取消後，造成這種入學的男女學生人數的明顯差距，主要是男女學生在澳洲醫學生入學考試第三部分 (GAMSAT Section III) 成績明顯的差別造成的。筆者非常認同Dr. Wilkinson等人在結論部分的建議，面談在確保挑選學生時的性別平等扮演一個重要角色，醫學院在改變招生政策時應該謹慎地追蹤監視其後果，以免對臨床醫療照護人力性別的平等及醫病關係造成影響。

　　以面談方式挑選優秀及適當的人才進入醫學系就讀或擔任臨床醫療照護重任，己行之多年，筆者謹將相關資訊敘述於下，以供熱心醫學教育者參考。

• 醫學院學習成就的預測因子:

　　Dr. Ferguson 等人曾發表一篇文章，目的是以系統性的文獻回顧去探討招生的標準與醫學院學生學業成功相關的因子。其文中提及各醫學院招收學生的標準大同小異，基本上包括學術能力、學生的自傳 (例如: 學習的動機、對醫學的洞察力及工作的經驗、學習模式、課外的活動與興趣、個性)、語言表達及溝 通能力等。但何者是入學後的學業表現之有意義的預測者? 有何證據?Dr. Ferguson 等人的文獻回顧結論為，醫學生入學前學術或認知的能力，能適度的預測在醫學院接受教育期間的學業表現。至於學生的學習模式、個人自傳、推薦函及招生面談是否能預測在醫學院的學業表現，則有待更進一步的

• 招生面談的目的與應用:

　　早在1992年， Dr. Nayer 就曾報告美國 99%的醫學院的招生過程皆包括面談。而 Dr. Johnson and Edwards 提及美國醫學院在選擇學生時，面談的成績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主要應用於評量申請入學者非認知的特質 (non-cognitivecharacteristics) 。此外，招生面談也被應用於澄清申請者書面資料的敍述、評量申請者非認知方面的技巧、評量申請者適應醫學教育學程任務的潛能、及溝通該學程對申請者的期待。Dr. Elam 等人也報告醫學院應用面談於探察申請者的專業的知識與經驗、學醫動機之根源、人際間的行為、責任與承諾、教育、及經濟和社會的背景，並且可用於評量同理心、領導能力、適應性、自信心、敏感度與問題解決的能力等。

　　招生面談的模式與結構種類甚多，例如開放式的、沒有結構的面談，半結構化的面談、標準結構化的面談，一位考官對一位考生個別的面談，一位考官對數位考生小組的面談、數位考官對一位考生的面談、數位考官對數位考生的面談等。近年來，最常被採用的是多站短時的招生面談(Multiple MiniInterview,MMI)

　　招生面談常被挑戰與質疑的部分是考官的部份，有學者發現，考官的社會的或個人的特質或教育的背景的差異性，會影響招生面談的可靠性。例如Drs. Elam and Johnson 報告女考官給分較男考官低，而學生擔任考官者給分則較寬鬆。另有研究發現招生面談前接觸到考生的學術方面的資料，會造成考官 評分的偏見，以及發現招生面談的女考生獲得的分數比男考生高 (Elam and Andrykowski; Shaw et. al,)。長期以來，招生面談的性別偏見所造成的暈輪效應與不公平，被認為是招生面談的重大問題。目前，大多數教育學者都同意，招生面談考官的訓練及曾任考官的經驗，與結構化的招生面談，可以提高招生面談的可靠性。

• 招生面談的挑戰:

　　2008年，Dr. David Wilkinson 身為Queensland University 醫學院院長，他及同儕們共同發表一篇文章，說明該院取消招生面試的原因。他們分析醫學院選擇學生的三個判斷的標準: a. 平均畢業成績 (Graduate point average, GPA)、 b.澳洲醫學院入學考試成績 (Graduate Australian Medical School Admissions Test,GAMSAT)、及 c. 面談成績 (Interview score) 與入學後學業的表現 (Academic performance) 之相關性的預測程度。分析結果發現，GPA 與學業的表現之相關性最明確，特別是在醫學系一年級時相關性最大，但隨著年級之增加，其相關性遞減，而招生面談和GAMSAT 與在學時學業的表現之相關性則不甚明確。結論為GPA 是最佳學業表現預測者 (performance predictor)，因為招生面談對學生學業表現的預測程度則不甚明確，而且招生面談甚至會阻礙有潛力、但不善於溝通技巧的申請入學者，該醫學院校因此在決定招生選擇學生時取消面談。

　　筆者對該篇文章有不同的看法，因 Dr. Wilkinson 等人在 2008年的文章中，提出招生面談時是設計去評量適合醫師生涯的個人特質，包括: a.溝通的能力、 b.認知的模式、 c.合作的表現、 d.主動參與的證據、 e.行醫的動機、 f.開放的心胸、 g.自信心、 h.隱定的認同度、 i.貢獻於澳洲醫療服務的能力等。隨後在入學該醫學院就讀時，評量學生的學業表現以分析三個選擇學生的標準的相關性的預測程度，其評量學生的項目為學業的成績、臨床測驗的成績、筆試的成績、及倫理測驗的成績; 然而招生面談時的個人特質，在入學後的成長，並未去深入評量。事實上，這些個人特質對於成為一個良醫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Dr.Wilkinson 等人未在醫師特質的發展去進行評量，僅以學生在學的學業表現結果，就據以取消招生面談，相當可惜。

　　Dr. Wilkinson 等人2014年的文章中，曾提及面談時，女考官的評分較低及女考生較易獲得高分，是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醫學院招生取招生消面談的原因，但這部分在他們 2008年的文章中，並未提及曾進行招生面談結果的性別偏見方面的分析，也沒任何相關數據，就決定取消招生面談。 而招生面談性別偏見之相關證據，反而是 Dr. Wilkinson 等人在 2014年的文章同一個醫學院招生結果的分析，才發現2008年之前的招生面談，是有性別的偏見的問題。

　　另外，Dr. Wilkinson 等人在 2008年的文章中，GAMSAT與在學時學業的表現之相關性最小，但在 Dr. Wilkinson 等人2014年的文章中，GAMSAT卻是影響獲得入學與否的決定因素，也造成男、女學生人數明顯的差距的結果。因此Dr. Wilkinson 等人建議，醫學院在改變招生政策時，要避免因為思考不夠周全嚴謹，造成招收學生性別不平等的後果。 至於是否 GAMSAT 考試成績好的學生，在畢業後，就會成為好醫師之間的相關性，及這些男女學生在學的表現是否會有差別，皆有待 Dr. Wilkinson 進一步的研究。

　　事實上，醫學生的組成須能代表目前及未來執行醫療照護的社會群眾多元化的組成，此對招生的工作是一個大挑戰。筆者建議醫學院為了提高招生面談結 果的信度與效度，冀以挑選到優秀的醫學生，且又要顧及醫學生各方面的平等，醫學院除了採行客觀結構式多站的面談外，需要落實考官的訓練及達成招生目的的共識，更要多借重經驗豐富的考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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