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ws282 人文經典與人文社會教育
出自KMU e-News
高雄醫學大學e快報 第282期
人文經典與人文社會教育
人文社會科學院 王儀君院長
西方的人文教育和經典圖書有一定的關連。一般認為，文化經典圖書是文化的精隨，既然受到時間與讀者考驗的經典反應人類在不同時代的經驗和情感，必然應該成為大學通識教育的基礎內容。人文經典所涉及的議題如社會與政治、個人與社會、身體與心理、宗教與生活、生命倫理、價值判斷、人們的情感，以及對人與地方的依戀等不僅是人文社會架構中的主題，也是人文社會專家企圖研究和解決的課題。然而，人文教育因為涵蓋批判思考的過程不僅增加對社會和世界的瞭解，還可以提升洞察力，進一步理解更高層次的倫理和相異的文化。
誠然，閱讀與修習人文經典不是特定族群的專利，隨著新興理論的興起、人文思潮的演變和科技的進步，經典圖書涵蓋的主題，和其所對應的人類生活環境和美學思考的範圍也在逐漸擴大之中。許多國外的中小企業長久贊助中小學學生的閱讀計畫，希冀經典閱讀充實年輕學子才要開啟的人生，從經典中學習智慧，尋找自我認同，未來能夠做出妥適的價值判斷。然而，西方的經典和人文素養有哪些相關性?經典是否反映現實的世界? 文學經典呈現人們對美好事物的憧憬、對現實生活的批判和覺醒；有的文學經典透露美麗與哀愁，有的對人生的各階段有所反思與提醒，更有的對照人性的美醜和成長、老化所需要的勇氣與智慧。
經典並非一層不變。著名的教科書出版商諾頓公司在英美文學和世界文學專集中，不僅納入許多當代新興作家的著作，也發掘過去曾經被遺忘或忽視的文本。事實上，時代帶入了新的觀點，也連帶使得一些被塵封，或是未能獲得重視的文本有了新的價值和詮釋。既然人文經典的主體是人與社會的關係，隨著社會主義的發展，性別、階級、族群、疾病、物質與生態環境等議題都隨著平權的概念、主體與客體的辯證，讓讀者透過不同作者的文字，產生不一樣的反思。誠如聖露西亞的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主沃克特(Derek Walcott)所說，他在作品中所處理的政治暴力、經濟弱勢，以及殖民認同等問題，其實反映了加勒比海國家共同的歷史和有待重視的課題。南非作家柯慈以小說提出殖民歷史與社會的反省，2015年諾貝爾文學得獎主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則用報導文學紀錄了二次大戰中女性的自述，如同諾貝爾委員會所言，亞歷塞維奇為當代的苦難與勇氣立下了里程碑。
圖書市場和經典閱讀亦有關連，國外幾個機構如《紐約時報》、亞馬遜書店、國家廣播網、經濟學人和書評網長期以來都有票選最值得閱讀書籍的傳統，經常提醒讀者和各級學校的老師們該買本好書了。當然，票選的結果對人文學者來說，總是令人振奮的事。我們一方面替受到肯定的文學家感到高興，另一方面也想要知道世代的轉變，是否讓讀者對圖書的選擇起了變化。最近幾年英國國家廣播電台、亞馬遜書店、書評網等所公布歷久不衰的書名包括《梅崗城故事》(To Kill a Mockingbird)、《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安妮日記》(The Diary of Ann Frank)、《1984》、《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Harry Potter and The Sorcerer’s Stone)、《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夏綠蒂的網》(Charlotte’s Web)、《哈比人》(The Hobbit)、《百年孤寂》(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柳林中的風聲》(The Wind in the Willows)和《小婦人》 (The Little Women)等。「人生中100本必須讀的好書」 (100 Books You Must Read)中，屬於文學經典的包括《哈姆雷特》 (Hamlet)、《馬克白》(Macbeth)、《簡愛》(Jane Eyre)、《悲慘世界》 (Les Misérables)、《飄》(Gone With the Wind)、《頑童流浪記》(Huckleberry Finns)、《蒼蠅王》 (Lord of the Flies)、《基督山恩仇記》 (Mount Cristo)、《雙城記》 (A Tale of the Two Cities)、《尤利西斯》(Ulysses)、《戰爭與和平》(The War and Peace)、《人鼠之間》 (Of Mice and Men)、《愛在瘟疫蔓延時》(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 、《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等。誠然這些被譽為偉大作品的主題要件是尋求人性的價值和人生的抉擇。不論是康拉德筆下所呈現的殖民和種族歧視，馬奎斯所探討的愛情、衰老和死亡，還是狄更斯與雨果所譴責的階級與暴力，精煉文字的文字、時代的反思，和深層的主題告訴我們，其實人類需要許多智慧，才能在人生中找到生命的價值，活出生命的意義。
最被亞洲讀者青睞的近代西方經典之作有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 的《侍女的故事》、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的《長日將盡》(The Remains of the Day)、魯西迪（Ｓalman Rushdie）的《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愛麗絲•沃克(Alice Walker)的《紫色姊妹花》、羅琳（J.K. Rowling）的《哈利波特》等。 對照《紐約時報》最近所評比的當代圖書，我們發現，瑪格達．薩博(Magda Szabo)的著作《門》(The Door)和非小說類的《在世界與我之間》(Between the World and Me)這類呈現如何與社會共存共榮和保持樂觀、堅持、良心、自我節制相關主題的圖書依舊撼動讀者的心。薩博是以第一人稱敘述匈牙利共產黨統治末期，一位女作家和年邁女僕之間的故事，縱然她們的個性不同，卻發展成忘年之交；從女僕的言行，也透露共產黨統治下所箝制的行為。而《在世界與我之間》則是以書信體，用一位父親寫給十五歲兒子的書信集，透露自己成長的經歷，作者也藉由時代與歷史的回溯，流露種族主義之下被恐懼塞滿的人生。《在世界與我之間》曾經獲得美國總統歐巴馬的推薦，也是《華盛頓郵報》評選的十大好書之一。票選的好書的內容雖以人的經驗為主體，卻經常呈現平權、樂觀和同情做為人生的王道。
前面所提經典圖書的主題包括自信、自我認知、傾聽他人和包容，這些特質也是社會建構中最重要的一環。然而，我們仍然要問，如果人類社會是進步的，除了科技，我們是否有追求人文價值的信念?除了專業，是否能藉由不同管道，瞭解人類的文明和人們成功與失敗的經驗，進一步產生移情同感，瞭解自我和建構道德判斷的能力?我們不難發現，這些學者的析論，和許多經典圖書所關注的社會關懷、人際溝通、適應變遷主題不謀而合。文學經典中所描述的情景的雖不同於現實，但藉由不朽經典，進行思辨判斷，卻早已在大學中開展，原因是思辨帶動認知，可以強化訓練的效果，以及建構對未來的情感的認同和憧憬。因此，西方教育體系對人文素養的培育、社會科學的反思、學生融入社會，並進一步與社會共存共榮的信念相當重視。他們也深信，民主的價值、美學的思考、跨文化的探討也都能培養年輕人成長的力量。
黃俊傑教授認為經典閱讀的意義首在詮釋，因為有啟發作用的深度的閱讀才有時代的意義。2008年哥倫比亞大學通識教育與世界經典研討會，會中許多學者以主題分類的方式討論大學課程的設計，舉例來說，單是「家」、「海洋」和「我」這些主題分佈在不同時代的文化和文學之中。學者認為，藉由不同時代與作品的主題討論，學生能跨越古今，尋找自己的定位。誠然，人文教育並不限於閱讀人文經典，台灣學者如鄔昆如、楊亮功等學者也提出以社會關懷、人際溝通、思考批判、藝術欣賞、適應變遷等做為人文能力的核心的願景。經典教育已經成為大學教育部不可或缺的一環，當學者們紛紛提出以經典閱讀反思人文社會的價值，並且鼓勵以做為地球一份子的角度，從事學習判斷與思考人類的未來之時，或許我們也可以思考如何藉由古今中外文化經典所呈現的主題與視角，引導學生思辨不同時代的思想脈絡，進一步開啟大學課堂更寬廣的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