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ws52 死後取精的倫理省思
出自KMU e-News
高雄醫學大學e快報 第52期 一方清靜 人文e館
死後取精的倫理省思
陽明大學醫學系社會醫學科助理教授 邱淑媞
有謂：「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科技應用之倫理規範，即植基於對「人」的尊重與保護。在英美，死後取精並未以法令全面禁止。當醫師面臨死後取精的請求，第一個考量的是對死者身體與意志的尊重問題。在醫學倫理的要求下，沒有足夠的依據，醫師不能貿然侵犯當事人身體甚或作可能違反其意志之醫療行為，即使在死後亦然；但若家屬能提出證據，顯示死者生前曾表達許可意思，則醫師較能考慮給予協助。
對於當事人同意之認定，有主張從嚴的人士認為不但應以書面為之，而且也不等於已同意一切為達取精目的所作的醫療措施（例如睪丸切除）；主張從寬的人士則認為同意之表達不限於書面、亦不須拘泥口頭用字。但不論是持贊成或反對立場者，當事人的意願都是倫理決策的第一個考量。我們的政府在此次倫理爭議中較未從當事人、關係人與社會三方持中立立場，而是扮演起「社會代言人」角色，但社會真正的聲音與價值觀是什麼呢？忽略當事人的自主權是一個危險的盲點，也容易造成決策的偏頗。
下一代的福祉是另一個重要的考量，「缺乏生父，無法妥善撫育」是大家共同的關切；這點確實必須加以重視，但該理由又是否強到應該完全禁止死後取精，仍不無爭議。在多數國家（包括我國）現行法令中，離婚（導致生父生母分離、未能共同撫育子女）與領養（由生父、生母以外的人撫育）都是合法、容許的。沒有生父固然不是理想的家庭形式，但在現實社會中，有生父不一定就能得到妥善撫育，沒有生父也未必不能健全成長；應否據此衡量一個生命的品質已低到不應獲准來到人間，不無商榷餘地。
從下一代的人權來看，孩子的生命應有其獨立之尊嚴、不應僅是滿足父母達到某些個人期待的工具，然而若把期待孩子能陪伴自己、慰藉對亡夫的懷念便視為「不純正的生育理由」、「只是製造生命而已」，或是把女性在此狀況下的請求一律以一時情緒加以否定，則又可能過度抹煞了她個人追尋愛與家庭價值的機會和權利。旁人有何條件去論斷當事人感情？再從「生育的純正理由」來看，政府過去就公開提倡「家庭計畫」與「計畫生育」，最近又積極規畫鼓勵生育的「誘因」，如果利誘生育是可以接受的，那麼愛情是比「利誘」更「不純正」的理由嗎？配偶驟然辭世仍深切相愛者，其生育機會卻完全遭到剝奪、否定，是否公平，值得深思。
有人擔心哀傷中的妻子，可能沒有足夠能力作重大決定，這在國外便有人主張先度過半年哀慟期，給予精神支持與諮商，冷靜後再行決定是否確要人工受孕。不過，一個成年女性對其自身幸福與未來之決定權，仍應與對他人與社會之影響共同受到尊重、納入倫理考量，不應被排除在考量之外。
官員與醫師在此次事件中表現的倫理素養不足，令人憂慮。取精診所將過程與精子照片公開供採訪，甚至對亡者生殖能力與遺傳方面之細節加以評論、透露予媒體，不僅對往生者不敬，若未獲家屬同意，洩露隱私更可能涉及違法。主事官員與從事生殖技術之醫療人員若沒有足夠的倫理訓練，就如同不懂交通規則的人開車上路，險象環生。
政府對新興生殖科技採取審慎管理的態度本是值得肯定，但管制的程度實應權衡可能的危害，拿捏適當分寸，符合比例原則，才是妥當。配偶死後取精的問題，應有討論空間，但不全面禁止並不表示全面開放；政府宜把握人工生殖法立法過程，對各界表達的疑慮與可能衍生的問題，參酌國外經驗與國內民情，訂定此一技術的適用條件（例如當事人同意的認定、未來使用精子者身分的限制）與研擬配套（例如若有衍生繼承權問題時應如何處理或防範）；決策的過程，也應當有更多公開討論與社會參與，畢竟其關聯層面已不只是醫療科技的專業事務而已。
此外，國人只看得見需要用某技術而不能用的遺憾場面，卻看不到有某些科技遭不當濫用，帶來社會衝擊，例如性別篩檢技術與對女嬰的選擇性墮胎，實應加以正視，避免傷害擴大。
面對一日千里的醫療科技，政府必須加緊腳步，才不會一再進退失據！
